2022年武汉GDP为18866.43亿元 比上年增长4%******
中新网2月1日电 据武汉统计微信公众号1日消息，根据湖北省市州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初步核算，2022年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GDP)18866.4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75.79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6716.65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11673.99亿元，增长2.3%。
农业生产稳中有升，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提高
2022年，武汉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36.7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3.9%。其中农业总产值477.70亿元，增长2.7%；林业总产值10.99亿元，增长6.2%；牧业总产值113.17亿元，增长3.6%；渔业总产值160.77亿元，增长4.8%；农林牧渔及辅助性活动产值74.09亿元，增长11.6%。全市粮食产量89.88万吨，下降0.96%；蔬菜产量841.29万吨，增长2.5%。
工业经济稳中提质，高技术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
2022年，武汉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0%，其中采矿业增长64.8%，制造业增长5.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0.8%。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3%，增速快全市规上工业11.3个百分点，年内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的比重为17.1%，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5.7%，比上年提高19.0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先进制造业投资增势较好
2022年，武汉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0.8%，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延续了平稳快速增长态势。从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0.8%，比上年加快6.9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5.5%。工业投资增长19.3%，比上年加快9.3个百分点。工业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9.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投资高速增长，分别增长177.4%、17.3%、38.1%，是带动工业投资增长领先的重要力量。从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增长1.0%，占全市投资比重为45.0%。
消费市场稳步复苏，对外贸易总体平稳
2022年，武汉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936.20亿元，比上年增长2.1%。从行业看，限上批发业和限上零售业销售额分别增长7.7%和3.8%，限上住宿业营业额下降9.7%，限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0.9%。从消费方式看，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实现网上实物商品零售额1093.47亿元(占限上社零额30.0%)，增长4.6%，快限上社零额增速1.4个百分点。从商品种类看，我市15类主要限上零售业商品中，9类零售额同比实现正增长。其中，建筑及装潢材料、饮料、中西药品、石油及制品、汽车类分别增长22.8%、18.9%、15.7%、11.9%和11.3%。新能源汽车增长156.2%，占汽车类比重由上年的10.4%提高到23.8%。
2022年，全市进出口总额达3532.2亿元，比上年增长5.3%。其中，出口2153.0亿元，增长11.6%；进口1379.2亿元，下降3.3%。
财政收入保持增长，金融信贷增长平稳
2022年，武汉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690.23亿元，按可比口径(扣除留抵退税因素)，比上年增长4.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4.74亿元，可比增长3.7%。其中税收收入1239.56亿元，可比增长1.7%，税收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82.4%。
截至12月末，武汉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35754.03亿元，比上年增长5.9%。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4383.81亿元，增长8.7%。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2022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449元，比上年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04元，增长7.7%。
2022年，武汉市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年扩大1.7个百分点。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食品烟酒、其他用品及服务、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医疗保健类价格分别上涨4.8%、2.7%、2.6%、2.3%、1.8%、1.4%、0.7%和0.2%。(中新财经)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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